3月22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项目古籍整理文献、黄河国家重大战略鱼山梵呗音乐传承项目《鱼山梵呗声明全集》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为我国佛教中国化典范成果研究项目，是一部中国梵呗古籍古谱体系集成的标志性著作。

    该书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聊城市鱼山梵呗非遗保护中心主任、聊城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释永悟主编。

《鱼山梵呗声明全集》序

文/田青

一见到“声明”两个字，现在的人马上会进入“我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的语境，以为这只是一个现代的政治词语。其实，声明是佛教用语，是古印度著名的五种学问——“五明”之一，包括一切与声音、文字有关的学问，后专指佛教唱诵中的梵呗，用现在的音乐术语说，就是佛教音乐中的声乐，梵呗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开端。梁朝慧皎在《高僧传》中记载鸠摩罗什的话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唐代的义净和尚实地考察之后，也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备述“西国礼教，盛传赞叹”的情况。

至于印度佛教音乐是否传入了中国，在中国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慧皎有一段著名的论断：“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佛教音乐随佛教传入中国后遇到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一切有辞之乐（声乐曲）在进入另一个语言环境中都要遇到的问题，即如何译词配曲。慧皎指出，假如用绵长、重复的“梵音”来配一字一音的汉语，就会出现一个汉字要配合许多音符而使曲调过于“繁复”的现象。反之，假如用现成的“汉曲”来配合原来的梵文，则会出现因曲调过于简短而容纳不下过长歌词的问题。

解决这个难题，需要一个既懂佛教又精通文学与音乐的天才，慧皎欣喜地写道：“始有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其后，帛桥、支钥（又称支昙籥）亦云祖述陈思，而爱好通灵，别感神制，裁变古声，所存止一千而已。”

曹植鱼山制梵的故事，流传甚广，不但佛教的典籍多有记载，就连儒、道两家，也对此津津乐道。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载;“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唐道世《法苑珠林》亦载：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乃摹其音节，写为梵呗……”此外，唐道宣《广弘明集》等典籍中亦载此说。

曹植(192-232)，三国时大诗人，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自幼颖慧，十岁能诵诗文，他的“七步诗”在中国家喻户晓，甚至留下“天下有才一石，子建独占八斗”之誉。他“少而好赋”，“所著繁多”，且通音律，“世间术艺，无不毕善”。他曾沉浸于佛典，《法苑珠林》称他“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终极也。”正因为他既精通佛教又有极高的音乐才能，所以，他才在一个合适的条件下，在“机缘具足”的情况下，“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创造了中国化的声明---梵呗。这个“机缘”，便是他在被贬山东东阿之后与当地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山“鱼山”的邂逅。

鱼山，这座海拔只有82.1米，占地只有15公顷的小山，实在是太小了，不但和众人皆知的名山不能比，甚至连称其为山都有点勉强。但是，山不在高，因为曹植，因为中国化的梵呗，它的名字随着中国化的佛教远传朝鲜半岛和东瀛，从古至今，声名赫赫。在这套《鱼山梵呗声明全集》里，读者可以看到至今仍在日本传承并被尊奉为经典、以“鱼山声明”为名的乐谱集，比如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二七一二的《鱼山声明集》和二七一三的《鱼山私钞》。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韩国、日本佛教徒的心目中，“梵呗”“鱼山”“声明”是一个意思，而曹植，则是功不可没、毫无争议的创始人。

1982年，我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随中国音乐学泰斗杨荫浏先生、黄翔鹏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我的硕士论文，就是1984年通过答辩的《佛教音乐的华化》（首载于《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英译本载欧洲CHIME第14-15期，1999-2000年，译者Hwee-San Tan）

在这篇中国第一篇以佛教音乐为研究方向的学位论文里，我详细考证了曹植的贡献及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后华化的过程，解决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以流传至今、现存日本的声明谱为例，多方考证，释“契”为乐谱，“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的意思，就是“口传的曲调有三千之多，其中被记录下来的(很可能在慧皎时尚能见到的)有四十二首”。文章发表后，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曹植只活了40岁，在鱼山也只有3年的时间，不可能创作三千余首佛曲。我以爲未必。从佛法说，《增一阿含经》有四“不可思议”，《智度论》有五“不可思议”；从世间法说，与曹植一样类似的旷世之才亦非仅见，如著名的西方古典作曲家莫札特（1756－1791）只活了36岁，其一生创作之丰亦不可思议，不算上千首各种各样的小型乐曲，仅大型音乐作品就有歌剧22部、交响曲49部、钢琴协奏曲25部、小提琴协奏曲7部、长笛协奏曲3部、圆号协奏曲4部、单簧管、双簧管协奏曲各1部、弦乐五重奏9部、四重奏26部、钢琴三重奏7部、钢琴奏鸣曲17部、小提琴奏鸣曲42部、弥撒曲15部、赞美诗130余部、小步舞曲90余部……仅以其中歌剧一项论，其创作量，便不止“三千有余”！我们真不能以“凡夫”之心度曹植之才。

讲到曹植和鱼山，我就会想起我和一个日本佛教学者特殊的缘分。198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刚听完一场音乐会骑自行车回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单身宿舍，传达室告诉我有一个找我的电话要我回复，我打过去，是一位国际旅行社的女导游，她说她陪着一个日本的佛教旅行团刚从山东东阿回京，这位旅行团的团长是一位日本僧人，也是日本佛教大学的教授。他们此次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山东东阿参拜曹植墓。但是，他们到东阿后看到名叫鱼山的小山包和残破的曹植墓遗址后，失望之极。他们请教了当地的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但都对曹植和鱼山梵呗知之甚少。他们不甘心，到京后又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在那里得到我的电话。这位年轻、认真的女导游在电话里说：佛教协会的人请他们找你，说只有你在研究佛教音乐，他们明天一早就回日本了，我真不希望这些日本朋友失望而归，所以一直给您打电话。您能不能现在来一趟和他们聊聊？哪怕十分钟！别让他们觉得咱中国人没文化！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住在东直门外左家庄，他们住在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华侨大厦。我被日本僧人的专程参拜所感动，也被这位年轻导游的恳切和内心深处的爱国心所感动，所以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到那里，见到了等候在大堂的日本僧人、也是佛教学者的井上亮淳先生。可惜的是，我的日语和他的汉语都不咋样，而那位导游的日语水准也不足以做专业的沟通。好在他懂古汉语，于是，我俩只好用古文笔谈。在那个北京的夏夜，两个互相不认识但一见如故的日本僧人和中国学者，用一种久已不在流通的古汉语在纸上兴奋地交流，不知疲倦地谈着一个伟大的名字——曹植，谈着这位将近两千年前的才子在鱼山的伟大创造，谈着鱼山声明在日本的流传，转眼已是东方既白，他们要赶往机场了。之后，我与井上亮淳先生频传尺素，多有往来，他曾来北京看我，我也曾去日本看他。很遗憾，他有一次去西藏时罹患高山症，回国后不幸去世。但这位日本僧人对曹植与鱼山的感情，却一直藏在我的心中。

令人欣慰的是，曹植有灵，井上不孤。那是在一个北京的夏夜，一位高高大大、面容宽厚庄严的年轻僧人突然来访，表示在东阿恢复鱼山梵呗传承，正本清源，再造中国佛教音乐梵呗的辉煌，这位谦虚好学、性格坚毅的僧人，就是本书的主编释永悟禅师。他1985年出家少林寺，初习武修禅，后因特殊的机缘，被陈思王感召，因缘殊胜，遂于2002年8月率弟子晋住山东省东阿县鱼山附近的千年古刹净觉寺曹洞宗道场，决心续传曹洞法脉，弘扬曹洞宗风，传承梵呗，以音声度人化众。永悟禅师在东阿誓愿“复兴梵呗，生死与共”，制定了鱼山梵呗传承复兴计划，首先发心将唐朝净觉寺修复成为鱼山梵呗传承复兴的传习所，重建梵呗寺。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与坚守，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宏愿的艰巨任务在永悟禅师的不懈努力下日见规模，先建山门，后营大殿，一座以“鱼山梵呗寺”命名的宏伟庙宇终于屹立于黄河之滨、鱼山之上。在这座新建的寺院里，他注重传承保护，成立了“聊城市鱼山梵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和培训学习传习所，收藏有各种藏经、古籍资料一万三千余册。可贵的是，古老的梵呗与隐隐传来的黄河涛声混响交织，传承赓续着中华民族古老的音声与不朽的文明。

永悟禅师经常来北京看我，也曾邀请我到东阿参加梵呗寺山门落成仪式和“2006中国首届鱼山梵呗文化节”研讨会。我也指导、帮助他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鱼山梵呗保护项目及传承人的工作，鼓励他在修行与弘法的路上戒骄戒躁，深入经藏，学修兼顾，既做好一个和尚，也做好非遗传承人的工作。我组织的一系列有关非遗的研讨会和活动，也经常邀请他参加。多年来，只要是永悟禅师提出的有关鱼山梵呗的工作和事情，我几乎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我佩服他的毅力、决心和努力实践的宏愿，坚守传统，敬畏文化，也经常提醒他要认真再认真，尊重学术，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主体地位，行所当行，为所能为。

今天，《鱼山梵呗声明全集》即将出版，将为传承、研究鱼山梵呗的人们提供一份难得的资料，有助于推进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深入。他嘱咐我写一篇序，恭敬不如从命，谨以此文为序并以此遥祭告慰陈思王曹植在天之灵。颂曰：

东阿鱼山，声动云天。

梵呗华化，瓜瓞绵绵。

东瀛扎根，花开两端。

礼求诸野，明珠返还。

一参永悟，万法无言。

实至名归，正本清源。

子建应知，四众欣然。

龙天欢喜，诸佛赞叹。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中华文明，万古流传。

（田青，著名音乐学家、非遗保护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宗教艺术中心主任、中国佛教协会顾问，《艺术评论》《中国音乐学》主编、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审小组成员）